年的一篇采访稿。那年打工者一天的标准收入是30元。那天路过福州屏西小区外的一座桥，这位姓戴的大哥蹲在一群衣裳陈旧的外地人中，呆滞的眼神忽然间留住了我。我请他进入旁边的小店，给他点了一碗面、一份扁肉，他快速吃完，然后聊了近一个小时。这篇稿发在当时供职的杂志，后来发行量巨大的《海峡都市报》全文转发，曾激发许多人的善心，他们打电话给报社，想资助戴大哥，可是包括我在内，却再也没找到他。问了，没人知道他。
大哥大哥你好吗？
现在，戴才发蹲在福州繁华的马路。他个子本来就小，往下一蹲，就只剩下小小的一团了。马路上车来车往，富丽与喧哗每一刻都在上演，而这些与他都没什么关系，他安静地蹲在那里只是为了等待，等待有谁上前叫一声：“喂，到我那里去做工吧。”这是他目前为止最热爱的语言，常常还未等对方开口说出来，他就已经从地上跳起来，鸟儿一样奔过去了。他是了为打工离开家乡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宿松县一个小山村，那里至今尚未通公路。他做的是建筑泥水工，没有手艺，他也只能做这个活。百把斤的水泥、砖块或者其他什么，从楼底下往上挑，再把各种建筑废料从楼上挑下来。城市的楼房怎么越盖越高了？一层又一层的楼梯，总也走不到头似的。他体重只有八十多斤，肩上的担子早已超过这个重量，于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有担子压着的时候，他心里是踏实的，也是幸福的，有担子压着说明他这一天有收入。蹲在路边尽管轻松，睁大眼看着大阳从东边起来，慢慢地一点点地移往西边，转眼又淹没在高楼大厦后，他的心却一阵紧似一阵。
如果有活做，一天的工钱大约有二三十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天都能有工做的话，他一个月就能有近千元的收入。近千元啊，对他来说科就是一束最艳丽的鲜花了。他这样的人，能有多少需求呢？每天的伙食费在5——8元之间，早上在路边小摊上吃，午饭晚饭在快餐店里解决。快餐店里有香喷喷的鱼肉，他经过时，一口口咽下口水。他只能买青菜，有青菜吃已经不错了。住的地方呢？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是这人城市目前最破烂的房子，在靠近郊区的地方，小小的一间每月租金60元，五个同乡床挨床住一起，每人分摊12元。就是这些，戴才发的所有消费就是这些了。所以，如果每个月能做足工，他就能省下一笔钱，就能往家里多寄些钱。
但实际上，大部份时间他者是蹲在路边的，没有找到工。
工不好找，越来越不好找了，而他的年龄却一天比一天大，他已经44岁。跟他蹲在一起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中有些是同乡，有些不是，一个个都比人年轻，也比他体壮。来找工的人一二三点了几个去，一般都不会点到他。他年纪最大，人家不信任他，而且个子特别矮小，嘴巴又拙，不会喊不会叫，一窝蜂似的同伴围上去，一下子就把他遮没了。这里头也有小小的竞争，他常常争不过别人。他叹了口气，除了叹气好像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小就这样。四岁时，父亲病死了，留下一个女儿三个儿子，戴才发是其中最小的一位。母亲以羸弱身躯早出晚归累死累活，所有的温情都被生活榨干了，哪还有半分柔肠施予儿女？他有一顿没一顿，像猫狗一样一天天长大，长到一米五出头一点，个子就不再往上长，长不了了。
姐姐出嫁了，那一带女孩那时出嫁也没什么聘礼，主要是男方根本拿不出，女孩放在家里反而多张吃饭的嘴，没聘礼也得嫁出去。接着两个哥哥相继结婚，完成了这两桩婚事后，家中已经货尽全力，剩下戴才发，虽然名字又吉祥又富贵，却是两手空空。山间寂寥的风吹过来刮过去，日出日落中他慢慢成为“大龄青年”。直到28岁，他才终于把邻村一个女孩娶回来。结婚时，除了姐姐送的一床棉被外，什么都没买，连新娘的衣裳都是旧的。
戴才发最内疚的事中就包括这一件。虽然妻子始终没有抱怨一句，但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生活明显有了起色，但全村每人平均二三分地，都在山上，山上掘出一块块小梯田，种下水稻，一年只能收一季，也就打下几百斤的谷子，哪里够吃？最多再种些油菜，打下的菜籽拿去卖，也只能卖得四五十元，这基本上就是全家的全部收入了。所以戴才发要出去打工，他一直想，却直到年月才动身。他放不下家里，妻子得了胃炎，三天两头胃痛，没法干重活；妻子也不放心他，觉得他老实疙瘩的，怕他不但赚不到钱，反而还要遭人欺。但是，总得闯一闯吧，不闯，日子很难有大起色；闯了，说不定时来运转，那时就能让妻子和一双儿女享点福了。
就这样，他走出了山村。走出来后，他也才第一次见到汽车、火车、电视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稀奇东西。
福州这地名戴才发已经听过好几年了，村里各家各户都有人外出打工，其中就有来福州的。当然也有不少是在其他地方，东南西北都有。在他印象中，南方总是堆着金铺着银，好像只要弯下腰就能捡到钱，而福州，这名字听起来就顺耳，听起来就像是富得流油的地方，所以，他没半点犹豫就选择了南下，那么大的一个中国，他哪儿都不去，单单奔福州而来。一切都还顺利，他找到了打工的老乡，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先是在一些建筑队当小工。包工头让他们干活，活干了一阵，完工了，钱却常常拿不到。有些包工头黑心，吞下所有人的工钱一走了之；或者有胆子大的去讨钱，甚至还会被打被骂。
年11月的时候，他也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干到第五天的时候，一块砖头从上面掉下来，砸在他左肩上，立即黑红青紫了一大片。疼啊，钻心地疼，眼前都是金星在飞。但老板只花五块钱叫人买来一包药膏给他，就再也不予理睬。他手抬不起来，不能干活了，在床上躺了五天。第六天上班时，才知道已经被炒掉了，连前五天干活的工钱也只草草算了一点。这次经历后，他彻底怕了，明白自己没力没本事，被人家捏得圆来扁去，骗得分毫无获，也不知道怎么争、向谁争。所以，还是老老实实蹲在街头打零工吧，打零工虽然没有安定感，但每一次都能拿到现钱。筋疲力尽后，毕竟还能马上拿到钱，实在，他图的就是这个。
没活干的时候，赚不到钱，却照样得为吃饭租房付出钱，他便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正站在飘浮于茫茫大海的一块冰上，太阳照下来，脚下的冰正一点点化去，而海水也一点点漫上来……真的很恐惧，夜里两眼都合不上。即使睡着了，噩梦也接踵而来，都是有人拿着枪追在背后，而自己怎么跑都在原地打转之类的。这样他就会想着归去，在家至少住不要钱，吃也可以省一点。但在家一多呆一些日子，他心又慌了，于是又出去打工。
那一年他工做得最顺利，一共挣到了三千多元钱。三千多元，对他来说这是多大的一笔钱！钱在手时，他是兴奋的，几乎相信自己就是富翁了。往前瞻仰，他甚至还看到红彤彤的一片灿烂。但是这一两年就不行了，三天两头只是空蹲在路边。福州难找到活干，他就去了江苏常州，从年5月到8月，他灰头土脸地干了三个月，除了吃和住，就只剩下元钱了。8月他回家帮妻子割稻子，忙过农活，于11月17日再次来到福州。
家里怎么样了呢？那么多蹲在路边的空闲时间里，他总是一遍遍地想着家。
家中的妻子的身体还是那么糟糕，16岁的女儿早已辍学在家帮母亲种地、喂猪、做家务，而12岁的儿子在村小学正读到五年级。
他多么喜欢这个儿子。儿子虽然长得矮小，12岁了个子还不如城里七八岁的孩子高，但那是他的希望所在。小时候他曾盼望着上学，但只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家里太穷了，供不起这样的“闲人”，他要上山砍柴，要下地割猪草。所以，直到现在，他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再不会写第四个字。但他要让儿子读书，一直读下去，包括高中和大学。那次他从江苏回家时，只有长途带卧铺的那种汽车可坐，车票元。只要省钱，多远的路他本来都只要站着的，但他找不到这种车。这元掏出去时，他心疼得直吸冷气。车到县城，从县城到他的老家还有40里的山路，没有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他只能步行。路边有卖苹果的摊子，他在那里站了片刻，想给妻子和儿女各买一个，但是算一算钱，又掉头走了。三个月打工只挣来了元钱，花去元路费，只剩下元了，这是准备用来给儿子缴学费用的，读书是最要紧的，别的就算了。
走进家门时，妻子和儿女都围上来，儿子抢过他的行李，一件件往外掏：发馊的汗衫、破旧的工服、开裂的*鞋……儿子的眼中渐渐堆满了失望，他是想找到一些吃的东西，哪怕一粒糖果也好，但是没有，没有！戴才发站在一旁看儿子，那一刻他的眼泪差点就出来了。他不爱讲话，懂的道理也不多，但那天他搂过儿子，说起了读书的重要性。“读了书，你以后的日子才好过哩，你就不会这么穷了！”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多遍。元，这是儿子的学费，挺大的一笔钱，但把钱交到儿子手上时，他的动作干脆利索，脸上还有难得的一抹光泽闪过。“好好地读，好好地读。”他一再叮嘱着。
然后他的口袋里就只剩下两元钱了，他把这两元钱给了妻子。妻子默默地接过，默默地放在衣袋里。接下去的日子里，戴彩发为割稻、晒谷忙了一阵，他发狠地忙，像是为了补偿什么。入秋后，天一日日地发凉，眼见着春节就要到了，他心又动了。他跟妻子说：我再出去试试，挣点钱过年吧。妻子犹豫了半响，点头同意了。
出去至少需要路费吧，他向人借了元，又出发了，他还是去了福州。
我见到戴才发时是年11月22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他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蹲在二环路上，仰着头东看看西瞧瞧。我说我们谈谈吧，谈一个小时我付你二十元钱当“工钱”。他的眼里马上放出光来，忙不迭地说可以可以。而且像是怕我反悔似的，催促道：你要谈什么？谈吧谈吧谈吧。
谈话相当吃力，因为他的安徽口音太重，说得又支离破碎疙疙瘩瘩。但他是认真的，认真地回答每一句，而且努力地卷动舌头想把普通话语音咬准。说到8月回家儿子在行李包中翻找吃的东西时，他的声音一下子低下去，眼眶中都是泪。
但他不埋怨，他始终不埋怨什么。唯一让他气愤的是那些小偷小摸的外来者，他觉得这些人坏了他们打工者的名声，让城里的人讨厌他们，看不起他们。他说，我们是凭自己的力气挣钱的，我们应该挣一份干净钱。
11月17日抵达福州后，他马上去了路边，但五天过去了，他至今没找到活做。离春节已经没多长时间了，如果没挣到钱，他是不想也不敢回去的，回去了拿什么还钱？又拿什么给妻儿？可是他太希望回去了，春节，那是什么日子，他不敢想象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异乡的情景，这是件揪心的事。
我问他儿子以后如果真的考上中学考上大学，那一大笔起的钱拿得出吗？他沉吟片刻，笑笑，说：“以后再说吧，只要他读得了，再怎么样也得想办法啊。”一百多斤的担子他现在还能挑得起来，只是感到脚越来越没力气了，但为了儿子，他准备继续打工，继续在异乡漂泊。
每天蹲在路边，每天东张西望着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中，福州也一天天变得漂亮起来。城市的天空原该是这么蓝，城市的灯火原该是这么亮，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有个愿望他直到最后才说出来：有一天，他希望儿子能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离去时，我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掏给他。我说：大哥，但愿你梦想成真，但愿你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第二天，我整了一包衣服、几包饼干之类的食物，和一点钱重返旧地，却没找到大哥。问其他人，他们说不知道他啊，他是新来的。聊天时其实并未打算写稿，当天晚上，写了）
年11月
特别说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