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逝世2周年。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学术委员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和人类学乾坤，谨推送此文，以缅怀李先生。
作者简介李菲，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人类学与遗产、文学人类学研究。
基于对李亦园先生晚年所做的口述史补充访谈，简要回顾了李先生参与和推动“泉州学”发展的过程，由此体现出这位杰出华人人类学家的深厚学养、对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敏锐把握引领，及其始终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价值立场。“泉州学”并非李先生学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却将桑梓情怀与学术关怀融为一体，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类学家回归本土、重估民间、回向传统的“还乡”情结。
李亦园；泉州学；口述史
青海民族研究,年第03期第7-11页.
年初，笔者在厦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受人类学高级论坛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等三位教授的嘱托，赴台湾为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做口述史访谈。这项工作的开展，是高级论坛特别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开端，尝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进入第二个百年之际，以著名中国以及华人人类学家的生命史访谈来保留下这个学科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在反思得失的同时为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借鉴。[1]在两位先生以及时任“中研院”民族学所所长*树民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于当年二月底顺利抵达台北，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随后的三个月中，笔者一方面完成了对乔健先生的口述史访谈；另一方面也在对李亦园先生的几次访谈中有幸当面聆听了这位前辈大师的教诲，透过他的眼光来理解其晚年用力最专、投入最深的研究领域：“泉州学”，并从中一窥这位华人人类学大师萦绕一生的桑梓情与学术关怀。
一、迟到的访谈
在以“中研院”民族学所访问学者身份抵达台北后，经过短暂适应和磨合，笔者对乔健先生的口述史访谈工作进展十分顺利，而对李亦园先生的访谈则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中研院”近代史所*克武教授已于年11月28日至年8月5日期间，对李先生先后进行了二十九次采访，完成了《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一书，并于年正式刊印出版，为“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第86种。[2]但遗憾的是，此书无法在大陆看到，也就无法参考。其二，当时李先生的身体状况本已大不如前，而当我抵达时，初春的台北依然透着寒意，李先生身体不适，更需静养。于是在面见李先生之前，我对如何访谈不免有些困惑，而首要的事情便是先向李先生访问记录的作者*克武教授当面请教。数年前，我曾陪来川的*克武教授和近代史所的另一位前辈学者张鹏园先生一同游访都江堰和青城山。此次再见到*克武教授，他正担任近代史所所长，张鹏园先生虽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两位前辈学者都是做口述史研究的专家，我向他们请教后拟定了一个访谈计划，并将计划呈给乔健先生和*树民先生过目征求意见。
*克武教授当年做口述史时，是由李先生亲自梳理线索框架，并准备了详实的佐证资料，再加之*克武教授是治史高手，因此《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已十分详细全面，令人叹服。于是，在仔细研读*教授所题赠的这本访问纪录后，我考虑将这次访谈主题确定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补充年之后李先生的访问记录，其二则定位于李先生人生与学术历程中那些更具个人情感、情绪和体验的部分，希望李先生多谈谈那些散落在岁月与记忆之中难以忘怀的故事、轶事，乃至趣事，换言之，即那些可以填补“客观史”的“主观史”、“情感史”，这样也可为前作口述史提供一个视角上的补益。乔健先生也赞同我的想法，只是同样为李先生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
我一边细致查阅李先生著述及各种相关背景研究材料，调整访谈思路和提纲，为正式访谈做准备，一边等待李先生的消息。这样过了大概差不多两周时间，乔先生来电约我在一个午后一同前去拜访李先生。
李先生家住南港区研究院路，是早年“中研院”为资深学者们修的平房小院，就在“中研院”大门的马路对面。在周围的楼房映衬之下，这一群院落看来显得有些古旧，但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显得独有一派清幽的韵味。我和乔先生在李宅院门前按下门铃，便听得小狗急吠着奔过来迎门，随后李先生夫人刘时莼女士将我们带入院内。这方院落大概三、四十平米见方，墙角栽树，中间一条走道，两边的园圃里则种着一些花草和菜蔬。后来我听李先生说起他们家原来在泉州的家名就叫“春蔬楼”，他现在台北的这间书房也取名“春蔬书屋”，因此每次再到李宅时，总觉得在这朴素的小院里透着一种怀乡的味道。
随李夫人穿过院子进入屋内，是一间面积不大、陈设朴素而雅致的客厅。李先生坐在靠窗的一张长沙发上，正等着我们的到来。第一眼看上去，李先生身材清廋，有些憔悴。由于身体欠佳，李先生近年来少有再参加各种公开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白天上午和下午都需卧床静养，更极少在家中接见访客。李夫人比李先生年纪略小一些，每天都早起坚持到“中研院”体育馆游泳健身，因此身体还十分健朗。李先生见我们到来十分高兴，他先与乔先生亲切地聊了几句，转过来便进入正题。李先生说话语速较慢，他先是问了我一些人类学的专业问题，算是考考我这个后学，然后就问起我打算怎么来做这个口述史。第一次亲见这位海内外闻名的人类学大师，我不觉有些紧张，扼要作答之后李先生还算满意。我接着便拿出拟好的访谈提纲，将自己的想法和几位先生的意见和建议都向李先生做了一番汇报。李先生重听，看东西也比较吃力，与他交谈需要讲话比较大声。听我介绍完访谈计划，李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从身旁茶几上拿过先前已经准备好的几册书来，包括其亲著的《文化的图像》、其子李子宁主编的《鹳雀楼上穷千里——李亦园散文与演讲选集》，以及《李亦园与泉州学》，等等，又请夫人递来签字笔，握笔的手微微颤抖，一一在扉页亲笔签名，然后递给我说，这些书赠给我，算是欢迎我来台北为已经快给人遗忘的老人家们做口述史访谈。我满心欢喜，恭敬地从李先生手中接过书来，却又随即陷入了惆怅，因为李先生接着又说，但可惜的是，我来得有些晚了。这个访谈计划虽然用了心，也有想法，但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听力情况来说，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在我一筹莫展，努力思考该如何调整访谈思路的时候，李先生从刚才那些书中抽出一册来指着封面对我说，这样的话，还是来聊聊“泉州学”吧。
后来我对李先生的几次简短访谈，都围绕“泉州学”而展开，最后形成的文字，也由我逐字逐句读给李先生听，经他逐一口述修改后确定。令我十分难忘的是，当时李先生身体状况已很不理想，访谈过程中每隔10分钟左右就要停下来休息，但为了这场“迟到的访谈”，李先生仍坚持了下来。后来我才听乔先生说起，在第一次近两个小时访谈结束之后，李先生整整卧床休息了一天才稍微恢复精力。这更加令我由衷感佩，同时也不禁为自己那时的莽撞而深怀愧歉。原本根据徐杰舜教授的规划，补做的这部分口述史访谈记录准备和最新修订的《李亦园先生著作年表》一道增补入*克武先生所撰的《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由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简体版本。并且当时在台北我已代表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研院”近代史所达成版权引入的初步协议，但遗憾的是，直至李先生辞世，此书仍然未能付梓。
下文的短短篇幅，当然无法展现李亦园先生晚年致力于“泉州学”研究的全貌，只能部分呈现当初的一些访谈内容整理，大致勾勒出其主要框架与脉络。
（以下即为李先生谈“泉州学”的部分访谈内容整理）
二、桑梓情与故乡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人类学总是要去到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去研究不同“异文化”的一门学问。但事实上，人类学家对本文化的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大陆，费孝通先生就是以对他家乡开弦弓村的研究为基础，开创了“本土人类学”研究，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赏。像乔健先生，也在他的家乡山西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包括山西的乐户、华北的底边人群等等。就我自身做学问的过程来说，先是在台大念书时跟着李济、芮逸夫等先生们研究台湾南岛语族的小规模社区，接下来又有机会前往沙捞越和马来亚麻坡做华人移民社群的研究，再后来也像费先生一样，又转回到对自身汉族这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做进一步的研究，具体包括早期对台湾农村的调查，以及后来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研究等等。像“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对汉族社会文化核心和思维理念的一种把握和提炼，它也是在我以人类学眼光研究儒家思想、中国人的心灵和宇宙观，以及后来主持“气文化”研究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提炼出来，并且前后做了三次调整和完善。这些研究中所说的本文化，当然是在宏观的层面上代表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华人华侨的文化，由于远离家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使我一直没有费先生和乔先生那样的机会，真正以自己出生所在的泉州为对象，做真正家乡的本文化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费先生和家乡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我才终于回到家乡泉州，与分别多年的母亲和兄弟姊妹团聚，我的这个遗憾也算是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我从年考入台大人类学系，离开家乡，直到年5月，在四十二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回到家乡。在这四十多年里，我对故乡的历史文化以及后期的发展情况都因时空阻隔的关系而变得生疏，淡忘。虽然这期间也因为要研究台湾的闽南系汉族社会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我对泉州的一些资料略有接触，但也只是零星片断地触及，并没有机会作全面的了解。因此，说到“泉州学”，我不敢说自己对“泉州学”有多大的贡献，反倒是通过参与“泉州学”研究，与家乡的同行、朋友进行交流，让我有了重新认识家乡的机会。
泉州作为闽南重镇，有深厚的地域文化积淀和鲜明人文特色，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始得也比较早，可以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引起一些学者的